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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在功能上的拓展，使得社會信用概念不同于私法上信用的內涵以及域外對信用的通常理解。功能上的拓展并不意味著社會信用概念的無限擴大，如何在立法上及實踐中界定社會信用，便成為社會信用制度實施的核心問題。
有關社會信用的界定仍然存有巨大爭議，盡管不少地方立法對“社會信用”的界定不僅包括經濟活動中的履約狀況，還涵蓋社會活動與經濟活動中“遵守法定義務”的狀態，甚至延伸至行政機關是否依法履行職責，但違反法定義務的內涵如何，以及是否都要納入失信范疇，仍有商榷的余地。
社會信用界定既是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基礎性問題，又會影響信用主體的權益。對失信約束制度需要進行“法治約束”，更需要對何為社會信用進行合目的之界定。學理上對社會信用界定并未形成統一認識。在功能拓展的目標定位下，社會信用的界定應當遵循“功能拓展—類型劃分—界定機制”的邏輯傳遞。
社會信用的界定應當以功能拓展為基礎
（一）社會信用概念的拓展
從域外來看，信用立法中的信用局限于交易信用。此外，我國《民法典》中信用的含義局限于私法關系中的交易信用評價，與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具有濃厚公法色彩的社會信用概念不是一回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地方立法對社會信用概念的界定幾乎一致，社會信用的內涵從守約拓展至守法狀態，所涉及的領域既包括經濟活動，也包括社會活動。
（二）社會信用界定的反思
針對我國社會信用概念的拓展，學理上采用了語義解釋、本質闡明和政策延伸三種方法來論證其正當性。語義解釋方法的運用旨在拓寬信用的語義內涵，主張“信用（credit）是獲得信任的資本”，進而將廣義的信用界定為包括“誠信度”“踐約度”“合規度”在內的三維信用，分別指向獲得社會公眾信任、獲得交易對象信任與獲得管理者信任。本質闡明方法意圖論證違法與違約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即“加大了他人向失信者配置資源的風險”，進而指出“信用懲戒本質上是風險規避措施”，“不能以懲戒違法為目的”。
還有一種觀點主張“將社會責任作為社會信用的本質要素之一”，使得社會信用涵蓋信譽及社會責任。政策延伸界定方法則基于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目標來思考何為社會信用，即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名為提高誠信，實兼加強法律實施之意”。
這種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功能提出反思，主張建立“完人社會”不可能實現，應將目標定位于減少重大違法事件和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失信行為。就此而言，社會信用的界定不應擴大化。
上述社會信用的界定方法值得進一步商榷。概念上的語義解釋將受不同機制調整的“信用”融為一體，極易混淆道德、私法、公法各自調整的邊界。本質闡明方法將社會信用信息作為資源配置或承擔社會責任的依據，存在邏輯上的問題。履約與守法信息通過社會信用大數據的歸集與共享，固然能夠減少信息不對稱，但市場主體與行政機關規避資源配置風險不可同日而語。
政策延伸界定方法已在某種程度上注意到，社會信用的界定應當圍繞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所欲實現的功能展開，只是忽視了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承載著多重功能，并且不同功能下的社會信用界定存在差異。
（三）社會信用界定的功能導向
我國社會信用內涵的拓展，本質上反映了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功能拓展。自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實施以來，具體的功能目標雖從未得以明確列舉，但蘊含在相關制度及其實踐當中。雖然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功能一定程度上仍支持市場征信體系建設，但主要體現為優化與強化法律實施。
上述三種功能下的社會信用界定存在差異。支持市場化信用機制下的社會信用應當著眼于是否有利于防范交易風險。優化法律實施下的社會信用應當根據法定的自主空間確定。強化法律實施意味著在對違法行為已設定制裁的前提下，將違法認定為失信以便進一步增加制裁，因而應當以強化威懾具有必要性為前提。功能視角下的觀察旨在澄清社會信用界定應當遵循的特定邏輯，避免社會信用邊界的恣意擴大。
亦因此，社會信用的界定并不只是簡單的概念解析，而須以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功能為基礎進行類型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三種功能，包括支持市場化的信用機制、優化法律實施與強化法律實施，分別以防范交易風險、借助行政的法定自主空間來改善法律實施效果、借助信用懲戒來提高違法威懾，作為各自的正當性基礎。
這也意味著，立法對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的“社會信用”界定，很難通過統一的概念予以澄清?；谏鐣庞皿w系建設功能派生的信用，除了防范交易風險能通過概念闡釋外，優化法律實施下的信用融入依賴法定的行政自主空間，具有規范維度；強化法律實施下的信用范圍需要展開功能主義思考，具有功能維度。由此，社會信用的界定需要區別“概念維度的信用”“規范維度的信用”以及“功能維度的信用”。
社會信用概念的統一界定無助于厘清社會信用的實質內涵，區分不同類型的社會信用并澄清社會信用的產生機理與功能目標，或許是理解社會信用的更佳途徑。
社會信用的概念應當予以類型化
依照我國信用體系建設的功能劃分，社會信用的類型包括“概念維度的信用”“規范維度的信用”和“功能維度的信用”。
（一）“概念維度的信用”類型
廣義的社會信用概念包括交易信用與守法信用。與守法信用不同，交易信用的內涵相對確定。交易信用應當借助哪些“相關信息”予以識別，的確存在一定爭議，但核心要素明確。經濟領域的交易信用蘊含了三個核心要素：
（1）在目標上，為金融等活動提供服務，旨在防范市場交易風險。
（2）在內涵上，局限在經濟領域中的市場信用，一般不直接涉及社會活動；即便涉及，也應當限于對市場信用狀況構成負面影響的信息。
（3）在適用機制上，信用信息的使用不產生強制。
（二）“規范維度的信用”類型
將信用考量融入法律實施，是借助信用大數據與行政自動化，將法定構成要件、裁量、行政活動本質等蘊含的信用要求真正落實。于此情形下，法律手段既非僅針對失信行為（或守信行為），也非在既有法律責任上創設新的懲戒類型，而是將信用作為一個考量因素對待。這意味著，哪些屬于行政活動實施中應當考量的信用，應當回歸到具體的法律規范予以界定。對該種類型的社會信用進行統一界定注定是徒勞的。
“規范維度的信用”包括“法定構成要件中的信用”“法定裁量中的信用”與“行政活動本質蘊含的信用”。“法定構成要件中的信用”是將信用考量規定在法定事實要件部分。而“法定裁量中的信用”是選擇法律后果應當考量的因素?！靶姓顒颖举|蘊含的信用”則指特定行政活動的本質及其立法目的蘊含了對相對人信用狀況的考量。
優化法律實施中的信用考量是基于行政活動法定目的或本質的要求，雖會帶來不利后果，但不以對違法行為的制裁為目的。在優化法律實施中融入的是何種“信用”，對此的界定不能脫離具體的規范場域。特別是在聯合懲戒背景下，信用評價與利用跨地區、跨領域、跨部門，難免產生信用信息利用、信用評價的濫用，進而與法定的信用考量之間產生沖突，應當引起關注。
（三）“功能維度的信用”類型
哪些領域應當加強法律實施，并非法教義學能夠回答的問題，也無法通過概念界定予以澄清。以重點領域嚴重侵害公共利益作為嚴重失信標準，不僅模糊不清，而且與借助失信懲戒提升威懾效果的功能追求不相契合。強化法律實施是在對違法行為課以法律責任的基礎上對違法行為進行信用評價，進而增加額外制裁，包括納入黑名單、限制或剝奪資格、限制自由等。
亦因此，強化法律實施著眼于通過信用懲戒彌補法律實施的不足，從邏輯上講至少需要滿足以下前提：其一，針對違法行為的制裁存在不足；其二，其他方式無法改善法律實施的不足；其三，額外的信用懲戒能提升威懾效果。這些內在限制恐無法通過法教義學予以澄清，也不能簡單地遵從在重點領域嚴重侵害公共利益即需加強威懾的邏輯。
亦因此，哪些違法行為應當納入失信范疇，進而增加額外制裁，概念界定與規范解釋都無能為力，而必須從功能實現的角度關注并評估：針對哪些違法行為存在“法律實施不足”，以及“其他方式無法改善法律實施不足”，而且“信用懲戒能提升威懾效果”。
社會信用的界定應當遵循不同方式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三種功能“支持市場化的信用機制”“優化法律實施”和“強化法律實施”，意味著信用的內涵與界定方式存在明顯差異，分別對應著“概念維度的信用”“規范維度的信用”和“功能維度的信用”，這必然要求社會信用界定的場景化。
其中，“支持市場化的信用機制”下的信用應當由市場主體自主判斷，而不屬于公權力界定的范圍，否則容易侵害私人自治。因此，社會信用界定爭議主要指向“規范維度的信用”與“功能維度的信用”的界定。
（一）“規范維度的信用”界定方式
“規范維度的信用”界定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對既定法律規范中的信用規定進行解釋與具體化；二是通過立法制定與修改設定行政活動實施過程中應當考量的信用。既定法律規范中的信用要求通過“信用良好”“違法失信”“……規定的其他條件”等予以表達，往往具有特定的內涵，應當遵循不確定法律概念解釋與裁量具體化的規則。通過立法新設行政活動實施的信用考量要求，則應當避免寬泛的法律授權，并遵循立法目的與行政活動的本質。
（二）“功能維度的信用”界定方式
與“規范維度的信用”界定不一樣，“功能維度的信用”界定實質上是在既有違法責任的基礎上新設額外的制裁。
1. “功能維度的信用”界定依據。在形式合法性上，增設制裁應當遵循《立法法》的權限設定要求，將禁入（市場或行業）、限制任職作為主要的懲戒措施，對應的是《行政處罰法》第9條規定的“限制開展生產經營活動”“限制從業”，應當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予以設定?！肮δ芫S度的信用”及其懲戒的形式合法性議題固然重要，然而其背后的正當性更值得關注。
2. “功能維度的信用”界定方式。與信用評價乃具體行政行為不同，信用界定標準的確定屬于規則設定。目前的界定方式將適用額外制裁的嚴重失信限定于重點領域以及嚴重侵害公共利益的情形，似乎既能避免強化威懾泛化，也迎合了嚴重違法應當加強制裁的通常理解，更多地體現為一種防止恣意界定失信的“權宜之計”。這種“嚴重違法=嚴重失信=嚴重制裁”的邏輯，掩蓋了已有違法制裁為何還要增加制裁的深層次追問。
因而，“功能維度的信用”僅意味著針對特定違法行為，通過立法新設額外的制裁，從而將違法認定為失信。對此不應再以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程度為標準，而是應該重點評估既有的違法責任是否足以對違法行為形成有效制裁，避免“征信是個筐，啥都可以裝”。
未來社會信用的中央立法應當摒棄嚴重失信這一概念，更為立體地、科學地確立強化法律實施的信用界定標準：
（1）既有法律責任不足以遏制違法行為；
（2）失信懲戒以外的其他手段難以遏制違法行為；
（3）失信懲戒能有效規制違法行為。
按照上述三項實體標準，“功能維度的信用”界定便需要針對特定違法行為，圍繞既有法律責任的效果、強化法律實施的其他手段、特定失信懲戒的效果展開實證評估。
在具體實施上：第一，是否構成失信，需要圍繞對特定違法或失信評價加強制裁的問題，事先進行場景化評估；第二，“功能維度的信用”界定的實體標準要求此種社會信用的界定不得再以“性質惡劣、情節嚴重、社會危害較大”為標準，而應進行更為全面的實證評估，因此“功能維度的信用”界定還應當遵循正當程序。
3. “功能維度的信用”界定程序?！肮δ芫S度的信用”界定需要評估既有法律責任的實施效果、考察相關手段（行政執法資源、技術、手段等）的有效性，因而具有較強的專業判斷，更應重視專業評估與專家參與。
“功能維度的信用”界定程序應當包括：
（1）界定主體應當聽取相關行政部門、專家、社會公眾的意見；
（2）界定主體應當自行組織或引入第三方機構，針對相關領域違法行為的后果以及既有法律責任的實施效果、相關手段提升違法行為制裁的有效性等內容，進行實證評估；
（3）界定主體針對特定違法行為增加額外信用懲戒，應當具體說明理由；
（4）“功能維度的信用”的實體標準判斷并非一成不變，因而界定主體還應當對額外信用懲戒的實施效果及存在的必要性適時進行評價。
結語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作為我國一項重要的治理創新工程，對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與提升社會誠信水平的意義不容小覷。從各地信用立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稿）》以及長期的實踐來看，社會信用概念及其界定仍然模糊且有擴張化趨勢。依托形式法治恐不足以避免社會信用擴張帶來的各種治理機制混同以及對信用主體權益的過度侵害。
當進一步追問，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究竟應當解決社會治理中的何種問題，并意圖實現何種目標時，社會信用的界定便必然要走向類型化與場景化。這種功能導向下社會信用的場景化界定，特別是如何設定“功能維度的信用”，仍是未來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源點注：伏創宇（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